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上映。这部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受到革命思想影响，从而走上民族救亡战场的电影引起了上海滩的轰动，电影主题曲也随之唱响上海、进而传唱到整个中国。
年6月7日，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出现了数千民众齐唱这首电影主题曲的盛况。
十四年后的10月1日，这首歌曲在天安门，作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的背景音响了起来。
开国大典“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激昂的旋律作为中国人民的心声唱给了整个世界听。自此以后，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在全中国人民心中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有一个“国”字头的称号：国歌！
开国大典当天，时年51岁的词作者田汉激动地听着自己创作的歌曲作为国歌响彻中国、响彻世界。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曲作者聂耳也应当在自己37岁的年龄登上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与田汉共享这份属于音乐家的荣耀。
然而，聂耳永远停留在了他23岁那年，没能亲眼看到这片他热爱着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聂耳回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发动了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一二八事变”。
事变造成了中方近一万五千人的伤亡，虽然最后以双方停战结束，却也给本来平静的上海滩带来了危机感与恐惧感。
然而，国民党政府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采取了退让和妥协的态度，以致日本人愈加嚣张。
中国上下，唯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日本作斗争，不断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
一二八事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日本的枪口必将对准整个中国，抗日救亡、“不做亡国奴”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吁抗日的文艺作品也越来越多。
此时的聂耳也在上海，刚刚加入了联华影业公司成立的一支乐队之中，也在这里将自己的名字由“聂守信”改成了聂耳。
尽管乐队的薪水很低，演奏时间又很长，但也给了聂耳一段宝贵的时间刻苦学习乐理、打磨自己的小提琴演奏技巧。
这份平静持续到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特别是就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让聂耳深深感受到了亡国阴影下的无奈。
九一八事变他并不是一个只专注自己音乐梦想的人，他同样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忧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中国人。在炮火中度过自己的二十岁生日后，他开始认真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聂耳的心境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但周围有很多人都没有变。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解散后，聂耳回到了自己曾经工作的明月歌剧社担任执委会成员。
在战火侵扰下，这份工作需要四处奔波，极其辛苦。但这并不是聂耳不能忍受的地方，他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样民生凋敝的时候，歌剧社还在演出《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充斥低级趣味的靡靡之音。
这种“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行为，让聂耳愤慨不已。
年“1.28”事变时，聂耳伫立在战火硝烟中，悲伤的望着眼前的废墟为此，他专门在杂志上撰文批判“为歌舞而歌舞”的错误导向，辛辣地讽刺道：“香艳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
他批判中国歌舞“鼻祖”黎锦晖反封建和反映现实问题的力度不够，并发出了对中国歌舞行业的拷问：“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取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
他自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
在自己的日记中，聂耳写道：“现在环境下的我，应该负起怎样一个使命，艰苦地去干。”
这个“使命”就是深入劳苦大众之中，倾听穷人的呐喊。换句话说便是——为人民谱曲。
黎锦晖年7月，聂耳毅然退出了明月歌剧社，赴北平报考音乐学院。可惜的是，因为考试时的论文不符合规范要求，他没能成功考入音乐学院之中。
这是聂耳出身的一个反映：他虽然音乐方面天赋和造诣极高，但并没有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大部分有关音乐的知识和技艺都是自学的。
聂耳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凭借自己吃苦的精神和绝大的毅力，在9岁那年考入了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他的音乐梦想也是在这里萌芽。
聂耳在求实小学中聂耳接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他向担任音乐教师的邻居学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跟着木匠师傅学吹笛子，从一位法国侨民那里学到了基本的乐理知识。
兴趣和天赋帮助聂耳将这样不成体系的知识总结了起来，他的音乐才华很快得到了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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