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丘炯
编辑
尼尼微
来源
看客inSight
ID
pic
打开年第一期《农家女百事通》，泛黄的纸张被情感、致富、法律各种栏目填满。
“第一次试笔”栏目里女孩的文字有些稚嫩，这是读者来信投稿被编辑成的文章。
往后十余年，谢丽华带领编辑部先后开设主编信箱、春子姐姐信箱、大姐信箱，用来刊登读者来信，信札从广袤的农村地带寄往编辑部。
信中的文字有时缺乏章法逻辑，但全是农村女性的心声。
李芬想读书，处女膜使云华发愁，丽琴不知道怎么购买肥料，婚姻又是为什么会让人苦恼。
在隐隐作痛的生活里，情绪和疑问都缺乏出口。
写信的女人和回信的女人
“我很敬佩你，可是你把女人都教坏，说离家出走就离家出走，你们是什么意思？想要干什么？”19年前，谢丽华收到了来自高月琴前夫的信。
男人在信中说，妻子不在家里相夫教子，反而离家出走，是缺少家庭责任。
他指责谢丽华是罪魁祸首。
那时38岁的高月琴从安徽巢湖第二次跑到北京。
谢丽华邀请她到自己创办的“打工妹之家”组织工作的5个月前，高月琴前夫的信跟着追了过来。
高月琴与谢丽华结缘于一本名为《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
《农家女百事通》创刊于年，是中国妇联下属的一本面向农村妇女的杂志。
在创刊伊始，谢丽华就决定这本杂志要以农家女为主角，因此杂志设立了书信栏目，刊登农村妇女来信，也鼓励她们写作投稿。
遇见《农家女百事通》是年，33岁的高月琴照常去邮局，偶然看到了一本97年的《农家女百事通》二月刊。
“一本孤零零地睡在那儿，我看到‘农家女’三个字，觉得好亲切，就把它买下来了。我问邮局还有吗？他说不好卖，就这一本，这最后一本卖完就不卖了。”《农家女百事通》杂志封面
当天晚上，看完杂志她当即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高月琴成长在安徽巢湖的村落里，十四五岁的高月琴觉得上学是一件读也行，不读也行的事情，为了帮哥哥带侄子，初中一年级她便辍学。
十七八岁时，她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插秧，割稻。
农村的女孩没有自由，“活动不自由，选择不自由，什么选择都没有，除了在家里做家务种地，什么主也做不了”。
19岁时，父母给她安排了结婚对象，无济于事的吵闹后，她决定逃婚。
出发去芜湖的汽车是一天一趟，从芜湖到上海的船票是六块八毛，钱是自己摸鱼摸虾、一毛两毛存起来的，那天的船是下午五六点出发。
同村里大部分的女孩默默接受了父母的安排。
高月琴说女孩们嫁汉就像穿衣吃饭，没有太多的想法，可为什么自己会逃婚，她迟疑了。
“也可能是我的想法多了些吧。”她顿了顿，“琼瑶、三毛、席慕容，这些人的书看多了想法不就多了吗？”
高月琴说自己“肯定”、“肯定”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她爱看《三言两拍》、四大名著，喜欢毕淑敏。
从学校出来后高月琴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为了去村里的老师家借书看，她帮着老师家割豆插秧。
逃到上海的她当了半个月保姆，父母无奈将婚约解除，还赔了一笔彩礼。
逃婚的目的已经达到，她又回了家。
而当同龄人家的孩子纷纷上小学后，她成了那个在村子里晃荡、独身在家的耻辱，最后只好为了结婚而结婚。
婚后高月琴同丈夫一起做油漆工程，看书的习惯没有停止。
城市的旧书摊、县城的新华书店、报刊门市部、邮局都是她爱去的场所。
起初她以为婚姻里的两个人是平等的，可当她被不平等对待的时又冒出很多疑问，无人倾听她的内心世界。
她写信问主编谢丽华，“为什么我在农村爱看书反而会被别人嘲笑？打麻将的人反而理直气壮？”
那时候，谢丽华要求编辑部凡信必回，她觉得，这些农家女中，“有的人寄出了一封信，却寄托着她们生与死的人生抉择。”
谢丽华给高月琴回了信，并在下一期将信登在了杂志上。
创办《农家女》杂志的那一年，谢丽华42岁。
她有着精英女性的履历，在北京长大，就读于北京师大一附中，18岁入伍，19岁写诗、写剧本，在部队里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军旅诗人。
退伍后进入全国妇联，8年中国妇女报社的记者生涯，一路升到副主编。
她有着充沛的精力，很长一段时间，她习惯于晚上9点入睡，凌晨3点自然醒，4点起床工作，到上班前，她已经工作了4小时。
谢丽华去年刚过完70岁的生日，一米五几的小个子留着耳上短发，她说话洪亮有力，总能把事情精确到年月日，两个小时的聊天里，谢丽华只喝了一口水。
上世纪90年代初，妇联鼓励记者创办新刊，增加营收。
谢丽华原本打定主意去办一本叫《单身世界》的杂志，读者可以在里面交友，广告也会劈天盖地地飞来。
但她递交的《单身世界》策划书很快被否决，领导说这本杂志有违传统文化：
“不过有一本《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都批下来了，但没人愿意承办。”那时候的谢丽华有做一番事业的野心，想自主做一件文化产品，因此不管是什么杂志，事在人为，她觉得都能够办好。
虽然如此，对这份“又农又女”的杂志，她最初并没有什么信心，在第一、二本杂志的封面上，她甚至遮遮掩掩地把刊名中的“农家女”去掉，只剩下“百事通”三个字。
她的想法很快产生了变化：
“在此之前，我不像现在一样觉得农村妇女是一座没有被开采的矿山，她们身上有无限的潜能，只要给她们机会她们就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现在的想法是跟这些人接触了之后才有的。”寄往地安门西大街的信
中国妇女报社位于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报社四楼安置着《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
三十多年前，一封封农村妇女的来信涌入杂志社的信箱里。
山东韩庄村的韩庆丽在杂志的“第一次试笔”栏目下讪讪地写下：
当你们看到这篇不怎么样的文章一定会笑我的，因为我怕别人笑，所以是偷偷写的。我，农村女孩子，19岁，幼稚，可笑，天真，特纯，特蠢......四川泸县的李芬刚上初中，疲于家务劳作，她写信求助：
“其实我还想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那已经是一场梦，一种幻想。阿姨，您能为我想想办法吗？”甘肃酒泉的东东苦于婚姻的折磨，在信中问道：
“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自杀吗？”她们在情感、婚姻、生育、权益的漩涡当中挣扎，反复述说着遭遇的不公与绝望，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信件成了她们倾诉排解的渠道。
90年代，一部摩托罗拉要价2万，买一斤猪肉需要2块钱，8毛钱能打一斤豆油，寄一封信只要8分钱。
有的读者用孩子的作业本作信纸，把带着油烟味儿的信寄到了平安里。
编辑部把原汁原味的信刊登了出来，信里甚至会保留一些错别字。
“这是为了拉近他们的距离，你看看这样子的都能写，你们一定能行，鼓励她们都来写几笔。”在来往的信里，读者们述说苦闷与忧愁，她们或是投稿写作，或是寻求帮助，或是表达自己的想法，编辑部则在回信里给以慰藉或解决方法。
年，已婚7年的云华在信中控诉：
我很难过，这该死的处女膜让我的第一次恋爱化为泡影，难道我的婚姻也要葬送在这层膜上吗？谢丽华安慰她：
云华小妹，你好！
读你的信让我感慨万千，真没想到一个生活在21世纪并已婚七年的女人，还在为“处女膜”的事而“非常烦恼”。
我真的要为“造物主”的不公而愤怒了，为什么单单让女人有这么个东西,而让男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呢？
你问过你的丈夫没有，他的“第一次”见红没有？还有你那个初恋的男友，他结婚生子后有没有象你一样的自责、愧疚呢？
我说这些并非是鼓励女人不珍惜自己的“第一次”，而要看到附加在处女膜上那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专门束缚女人的贞操观。我很欣赏冰心老人的那句名言:“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
大道理不能不讲，但你可能要的是具体的指点。我想你能够做到的就是自己解放自己，一定要从处女膜情结中解放出来，就像爬山时脚崴了，割草时手割破了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也不证明你错了，没什么可以忏悔的。如果为此丈夫提出离婚，那就随他便吧。我们自己首先要重新评价自己，我们是人，是个大写的人，是个独立的人，是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人。而处女膜是人身上最没用的东西，它既不能影响你的生理，又不能影响你的吃喝，何必为此而自寻烦恼呢?普凤琴在信上抱怨，自己想要一份自己的事业，丈夫却不让她干。
谢丽华回信告诉她，一定要走出家门：
我认为男人们不愿让女人走出家门，其实质就是怕失去女人，因为在他们的深层意识里，妻子是属于自己的，就像自己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他要好好保管她。
从信上看，无疑，你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
你爱学习，爱听音乐，爱思考，而且你还想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这些都是现代女人应具备的，
在相对封闭的农村，你能做到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再往前跨一步你遇到的困难就会更多，这，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当普凤琴写信时，她的丈夫不以为意：中国这么大，农民那么多，谁在乎你的一封信？
谢丽华在信中说：
你告诉他，我在乎，我在乎每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你还要告诉你的丈夫，如果他愿意，也可以让他给我写封信，让他对我以上的观点发表一下看法，我们来共同探讨探讨“为什么农村妇女走出家门这么难”这个话题。8年的记者生涯里，谢丽华来往于城乡，在采访与走访中她发现了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
“我们所获得的权益基本上是城市的女性，你到农村去会发现很多还是属于那种封建半封建的状态，随夫居，生儿防老，不生儿子的农村妇女还是抬不起头来，或者出现婚姻悲剧，妇女的问题非常突出。”今年，老读者把谢丽华当年的话翻了出来，把这些“主编心语”放到“头条”上，隔三差五分享给她，因为20年前写的话“现在回头看，真的还一点儿不过时”。
为什么不过时？谢丽华解释道：“不过时就在于我是摸着地皮往前走的，这个地是万物生长，它再生长出什么也是这块土地。”
翻阅信件，妇女们在文字里亲切地称谢丽华为“谢大姐”、“谢阿姨”，来信的需求千奇百怪。
丽琴想买EM菌来改变地里粮食的产量，却联系不到卖EM菌的公司，她在信中请求“谢阿姨”帮她给这家公司转寄元买EM菌。
年5月，晓瑜只打了1个市内电话、10个郊区电话，却交了42元的话费，到电信局查询无果后，她写信询问，“当我们感到自己的电话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玉梅因种地没有本钱，又无人做担保，而无法贷款，她写信求助谢丽华帮她联系银行信用社，为她提供贷款00元。
信上的要求她没有迁就，而是写信举例子告诉她们要靠自己，不是伸手去要。
信纸上的女性之声
做了18年的主编，写了18年的“主编心语”，写了1年的“大姐信箱”，为农村妇女办一本刊物。
编辑不需要显露文学才华，需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把自己当作一个农家大嫂或者农家大姐，把说的话让读者听明白。
年，杂志还是32开小本，廉价泛黄的纸张上用镂空宋体字打印出大大的标题：
女儿该不该养老？
这样的主题探讨的灵感其实源于收到的大量来信。
很多读者提出:有女无儿算不算“五保户”？儿子可以娶妻进门，女儿为什么非得出嫁？
结了婚的女儿能不能在户口、责任田，以及财产继承方面与儿子享受同等的待遇?
编辑部认为这类问题很复杂，既有观念问题，也有法律问题，同时还牵涉到各地的户籍管理、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然而它决不应被视作不可更改、天经地义。
编辑部选登了4篇与女儿养老有关的来稿，并推出“女儿该不该养老”的专题讨论。
河北刘季庄村的裴小勇为了赡养父母，结婚后未将户口迁至夫家，可村干部分地时却擅自注销了她的土地，并强令她迁至夫家。
她写信询问编辑部：“他们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结了婚的女子可不可以将户口留在娘家？”
此后，编辑部接连策划了一系列专题讨论：“娶丈夫行吗？”“男女平等只是写在纸上吗？”
也是在这一年，为了迎接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编辑部联合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征文。
在收到的近百篇论文里，有五篇是出自农村妇女。
祁连山脚下的樊欣兰耗费两个月写出了一篇近字的论文。
她在文章《农村妇女教育与妇女地位》中提出：
“要解决农村妇女尤其是山村妇女的地位，我认为关键是要从教育抓起，提高妇女文化素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给妇女以就业的机会......”
谢丽华与樊兴兰的合影
谢丽华趁着去西北出差的机会，前往甘肃永昌县寻找樊兴兰，希望见一见这位西北女人。
从永昌县城关镇到直峡山村，谢丽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
见到樊兴兰的那天，她头上蒙着甘肃农村妇女常裹的头布，只露出一双小眼睛。
樊兴兰的妈妈见到谢丽华后，赶忙去田里把她叫了回来，她却直径跑回闺房，换好干净的衣裳才肯出来见谢丽华。
樊兴兰房间里的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齐全的《农家女百事通》，每一本都翻完做了笔记。
在农村的文化沙漠当中，这本杂志对她来说是甘露。
世妇会前后，谢丽华走遍了五大洲。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印度，孟加拉，韩国，越南，不同于国内杂志彼时流行的三点式、比基尼，越露越潮流，她发现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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