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妍
港产电影中的配乐曾经家喻户晓、风光无限。新世纪以来，香港导演纷纷北上，取得不俗成就。然而，北上却绕开了粤地。这成为一种遗憾。
近日，国漫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热映，在实现国产动画电影现实题材最大突破的同时，其电影音乐相当出色，配乐十分讲究。音律中融合南北方人文、艺术、文化、民俗、建筑特色于一体。大雅与通俗，都市与乡村，传承与创新，人心与人性，在较为流畅的叙事中娓娓道来，讲述身边人、身边事，让观众有较好的音乐感受体验。
动漫电影音乐的扩圈扩容是大势所趋，也是不可扭转的社会潮流。该片在这一层面作出有效的尝试和创新。作为“新文创”主流之一的新国漫，《雄狮少年》电影音乐人以最大的诚意和行动，实现了对“泛娱乐”的超越。
本文试图以该影片中的电影音乐为样本，从地域人文特征、艺术审美以及文化产业等纬度展开阐释。
人文精神新特征
历史上南方之南的粤地有十府一州。战争、避祸、政治等各种因素，潮州府成为中原人南下的重要通道。潮州府辖区内与中原各地的文化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与中原同步的程度较早也较高。历史上的广州府、潮州府等自设立以来，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教鼎盛，是南方的核心地；带和兴盛之地。粤地有三大语系广府话、客家话、潮汕话。
进入新世纪，近20年来，中国电影音乐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南方电影音乐产业的兴盛崛起保驾护航。粤地连续20年来位居全国票房首位，观影人次、观影总数、荧幕总数均居全国第一，广东电影市场在中国电影产业整体助推下一路高歌猛进。
动漫电影《雄狮少年》横空出世，在年底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广东动漫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发展，主要得力于广东一大批动漫公司，积极完善“动漫影视+衍生品的产品开发”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在影视、音乐基地方面，珠影文化创意产业园、广州南沙国际影视城、南方影视中心、佛山影视城、增城电影小镇等项目建设，形成影视、音乐文化产业园的聚焦，拓展电影的经济与文化生产力，同时反哺电影自身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同声同气、同捞同煲，同饮一江水。
地缘文化优势是地域空间身份认同的根基，从文化地缘学视角来审视南方电影音乐，必要且必需。它能够为南方电影音乐的追根溯源提供一个渐进的、全面的、系统的指引。因而以文化地缘的视野重塑南方电影音乐，不仅是弥合隔阂的必要，更是保持民族特性，增强文化自信，抵抗他者文化意识形态侵蚀的保障。
影片片长约分钟，有配乐歌曲《纸飞机/FLYAWAY》(粤语)、《雄狮少年》（同名唢呐版）、《无名的人》（毛不易）、《莫欺少年穷》（九连真人）、《道山靓仔》（五条人）、《世间始终你好》(年TVB版)、《Rollin’On》（椅子乐团）、《NessunDorma》（今夜无人入睡）、《醒狮鼓乐》（广东吹打大合奏）、《十面埋伏》（琵琶独奏）等十首曲，约10分钟掀起一个音乐叙事的小高潮。
借鉴城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三重性辩证法”理论，即自然性空间、社会性空间和精神性空间，该影片在电影音乐美学上则表征为空间生产出的在地景观、人物性格与南方精神。南方电影音乐的审美特征既是其长期形成的异质美学品质，更是其未来类型化发展的模式依据。
1.在地景观
岭南独特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别具一格的南方电影音乐。
影像艺术中的山河湖泊、烟雾雨露、绿地草原、田园耕地等自然景观，不仅构成其表层的南方造型标识，亦传递出丰富的南方意蕴符号。
首先是自然景观。“水”成为南方电影独特的意象，所以无论是在胡柄榴《乡情》《乡音》《乡民》“乡土三部曲”中，还是在《等郎妹》《秋喜》等影片中，“水”的意象符号随处可见。
《雄狮少年》的叙事空间定格在古村落中。纵横交错的水网、小溪、鱼塘，再现水乡，尤其是珠江、韩江、东江、鉴江等粤地冲击平原的地理自然景观。
其次是文化景观，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与北方雄浑壮阔、大漠孤烟完全不同的人文景观。南粤大地的民风民俗民间音乐，有水柔和的常态一面，也有海啸雄奇的不寻常一面。如《黄飞鸿》《方世玉》《叶问》《雄狮少年》等影片音乐所不断出现的佛山武术、咏春、舞狮、粤语歌曲等文化符号，成为岭南文化的标志。
影片中的配乐歌曲《纸飞机/FLYAWAY》(粤语)，童声演绎，水般灵动，空灵而纯真，童心般返璞归真。《世间始终你好》(年TVB版)是香港TVB电视热播的高频率歌曲。数代人的“下饭菜”和集体回忆。演唱者高亢、昂扬、深情的腔调，勾起无数观众沉睡已久的记忆，激活体内兴奋驿动的心。
南方电影音乐通过符号化重构与再现，区域文化激活与重塑了集体记忆，提升了民族整体的归属感，扩展了国家民族认同的空间。
2.人物性格
湿热的气候在给南方带去丰富物种资源的同时，也带去许多病虫与灾害。复杂的地理环境形塑了岭南人独特的性格特征：一方面勤劳、勇敢，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求助于神灵，笃信鬼神，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保护。
《雄狮少年》中主人公阿娟体弱多病，长辈父母连取名字都选择女性化。还有影片中数次出现的大佛，寄托了这里生活的饮食男女的希望和无奈。既要与命运抗争，不放弃不妥协，也要适时的自我宽慰和心理暗示。
与山野乡村不同，岭南的城市普遍呈现出开放性特质，频繁的商贸往来破除了封闭自守的传统桎梏，人口的流动，文化的交汇，培养出开放通达的创新意识。广东经典的吹打乐器唢呐，虽说所能用到的舌上技巧不多，却音域高亢，雄壮开阔，听者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雄狮少年》（同名唢呐版）作出了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其音乐叙事推动了剧情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叙事由昏暗不明朗逐步步入“正轨”。
3.南方精神
岭南地处南陲边疆，北阻南岭，东临海洋，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对外自由贸易便利，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互融合，使得南方在接受各种文化的同时不断确认与变革自身，由此形成经世务用、兼容并蓄、宁静致远的南方精神。
首先是经世务用精神，是南方精神的“实用性”，体现本我精神；其次是兼容并蓄精神，是南方精神的“想象性”，体现自我精神；再次是宁静致远精神，是南方精神的“象征性”，体现超我精神。
进入新千年之后，南方电影音乐的创作与理论发展一直处于滞后与边缘化的状态，甚至被嘲笑为“沙漠”。《醒狮鼓乐》（广东吹打大合奏）以广东音乐最为经典的乐器组合为主：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横萧等。这曲《醒狮鼓乐》让人耳目一新，有“熟悉的陌生人”之感。
通过重新梳理南方电影音乐的历史嬗变、现实逻辑和审美特征，我们可以自信的认为南方电影音乐曾经为中国电影音乐做出过重要贡献，其所承载的岭南人文景观是中国影像历史的重要组成，表现的南方精神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体现。
南方电影音乐的审美新特征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实施，成为其南方电影音乐类型化启航的强大引擎。作为类型的南方电影音乐，张扬的是一种南方的美学风范。
“南方电影音乐”概念的提出和构建，不仅是对南方文化与精神的弘扬，更是民族特性与文化自信的表达，同时也勾勒出了中国地缘电影的宏伟蓝图，描绘出中国电影音乐学派更为清晰的路径。电影音乐是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音乐与人类生生相息，常见于大众音乐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行动，目的在于开发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把传统音乐作为“活态保护”对象，纳入日常生活，纳入当下审美。
美国学者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一书中，列举了世界各地传统文化，包括音乐在内。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在数字化传播的方式中变异：音乐与其他文化融合，与本土音乐文化结合，获得风靡一时效应的众多个案。
大众音乐（流行音乐）在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那里流行，贴近大众，却不断遭受学术界的批判，在很长时间里否定的意见多于肯定意见。针对性主要是商品化、粗俗性以及依赖的传媒的虚假性等。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反对这些责难，并掀起“生活美学”热浪，其代表作如杜威的《艺术即经验》，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生活即审美》《身体美学与身体意识》等。
《雄狮少年》中的十首歌曲，总体上呈现音乐审美的“两相适宜”和文化多样性选择的合理性两大新特征。
1.音乐审美的“两相适宜”原则
影片《雄狮少年》中的音乐涵盖不同年龄层受众的喜好。当各取所需时，人人各美其美，关键在于音乐审美的“两相适宜”特征。换言之，满足审美条件时，真正的审美才发生。
而审美条件包括三个方面：人出于审美目的和欲望，选择符合人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的音乐；进入审美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和音乐各不同。当人与音乐出于同一文化圈层，则两相适宜。只有在审美关系中，人才是音乐的审美主体。音乐不是可以成为所有人的审美对象的客体。
2.音乐文化多样性选择的合理性
音乐除了审美功能外，还有多种实用功能，而且这两方面的功能经常混合在一起，形成混合功能和价值。不同文化类型对音乐的使用各不相同，也有相似之处，如宗教音乐、仪式音乐等。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始终存在。
《雄狮少年》中的音乐，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叙事“节点”上。主人公阿娟的情绪或低落或迷茫，难以作出抉择的困惑时，音乐地出现，顺利实现并完成“转场”，叙事得以继续和发展。
当代文艺思潮中，以浓烈的后现代气息著称的都市民谣在流行音乐领域占据较大份额，受众较多。
影片中《莫欺少年穷》（九连真人）、《道山靓仔》（五条人）这两首都市民谣使用的是粤地方言，鲜活的“本土”造特色。中国的民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原始的民谣用口头相传的形式，直接反映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
中国古代的《木兰诗》是民谣的代表。对话中穿插家喻户晓的曲调谱写的歌曲，它同叙事歌、叙事曲等形式相同，是一种娱乐形式。其特征是叙事自由、调式简洁、质朴无华、实用性强。早期的民谣音乐，具有生命的原发性，直接描述和表现生活、情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受现代艺术和社会思潮的影响，歌谣音乐有了现代艺术特质。其风格上具有社会写实、黑色幽默、口语化等特点，内容上不走寻常路，有背正统和常规路径，不追求大众化的理想，独树一帜、标新立异。
都市民谣的起源地在西方。西方都市民谣的传统可追溯到中世纪。它的出现伴随着城市出现及城市化进程。欧洲中世纪的城邦（城市）出现大约在11世纪。当城市成为新晋的文化中心时，市民迫切需要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世俗、通俗的民间音乐得以提速发展。20世纪的纽约“百老汇”已成为世界音乐剧的娱乐中心。
中国早期的都市民谣在上世纪40年代已兴起。代表作品有电影《马路天使》中的《春天里百花开》。改革开放后，都市民谣蓬勃发展。艾静的《我的一九九七》，李春波的《一封家书》，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以及《常回家看看》等广为流传。
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是都市民谣迅猛发展的基础。它适应当代人的现实理想，倾诉人的真情实感，因而颇受市民的喜爱和欢迎。在艺术表现上，都市民谣打破了传统的诗性和抒情性，借说唱的叙事手法表达真情实感，缩短音乐表现与欣赏者之间的距离。身边人、身边事，凡人琐事，贴近市民的审美情结和集体记忆，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群众基础。
背井离乡的打工人，听了《一封家书》中唱出游子的思乡之情，感人至深。从乡村到城市，偌大城市中孤独的灵魂，哀伤愁思情绪折射出强烈的现代思维的游移性，呼唤被经济异化的人类共同情感的回归，给欣赏者以情感慰藉。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与其他都市民谣不同，具有幽默、怪诞、滑稽等要素。歌曲讲述了一位东北司机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故事，以一句“翠花上酸菜”结束。在曲风和曲调上，采用荒诞派音乐手法、夸张、脱俗。从美学上说，艺术欣赏的第一性，获得愉悦感。这类较为另类的歌谣在社会或学术界都有争议。
都市民谣符合当代生活需求，有其生存空间、创造空间、欣赏空间。
（下篇）
刘妍，青年评论家。
中国新文艺群体评论委员会首批委员，入选首届全国文艺评论领军人才研修班。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结集出版已发表的散文集《花城印记》《花城味道》系列等。剧本《如影随形》入选第二届广东省优秀电影剧本奖，《钟南山逆行的72小时》入选年年度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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