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描写上海的作品少之又少，其短篇小说《星期天》是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一篇，以他自年到年在上海短暂教书的经历为底色，用他独特的笔触勾勒出那个时期上海的都市情态。
作者郑亚长期在上海文博系统工作，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当她以文博视角去透视上海城市进程时，细读汪曾祺的《星期天》，又会触发哪些感触呢？本文节选自郑亚新书《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初读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星期天》，是我进高中不久，十六七岁年纪不求甚解，只把它当作临近解放的上海滩传奇故事来读。随着阅历增长、专业积累，偶尔再读，多有感悟。汪曾祺描写上海的作品少之又少，这是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一篇，以他自年到年在上海短暂教书的经历为底色，用他独特的笔触勾勒出那个时期上海的都市情态。虽然是小说，但主要人物都有原型，包括作者自己。
汪曾祺（-)
汪曾祺水墨画作当我在与这座城市有了近半个世纪的耳鬓厮磨之后，当我尝试以文博视角去透视上海城市进程时，细读《星期天》，便会不由自主力图探究其中属于上海这座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专属历史信息和文化密码。《星期天》开篇写环境业态与空间地点，一所小到只有三个初中班级的私立中学；胜在地点上佳，在福熙路上，往南不远是霞飞路，而往北稍远即静安寺和南京路。也因此，这个学校学生不少，且多半是附近商人子弟。福熙路是现在的延安路，霞飞路是如今的淮海路，不仅是那时的资源汇聚处，也是当下的上海黄金地段，所以小归小，私立归私立，却能生源稳定、学校资费可观。上海人的地段意识、重商亦重教的观念可见一斑。
有学者考证，这所学校为复旦初级中学的前身民办致远中学，而我则力图由此追踪近代上海教育的发展。近代上海教育，有两条主脉并进发展。一条主脉是教会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以清道光三十年（年）创立的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为起点。另一条主脉是中国官办和私立的学校，以同治二年（年）李鸿章奏准朝廷在上海创办的以学习外语为主的广方言馆为始。到光绪三十三年（年），上海已有多所各式学校，其中中国人举办的所，华洋合办5所、外国教会兴办35所，并基本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体系。民国建立后，办学更兴，出现多种类型的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医学院、美术专科学校、音乐高等学府、工科大学乃至职业学校。上海多个近现代行业领全国风气之先由来已久，教育领域亦然，而丰厚的教育资源又孕育出上海这座城市敢于开风气之先的品格，看重专业能力的思维方式。
上海延安中路沿线的老弄堂随即，作者简要叙述了学校的建筑格局：一幢教学楼，含大教室、会议室、办公室，一幢后楼，底楼为单身教员宿舍，二楼是校长家，还有并排一前一后两个简易板棚。之后，作者用了将近全文一半的笔墨，以类似人物小传的方式，依次介绍了学校的9位职员及相关延伸人物：校长赵宗浚、教导主沈裕藻、英文教员沈福根、史地教员史先生、体育教员谢霈、教一年级算术的李维廉、杂务胡凤英、校工老左、教授三个班国文的“我”。
作为核心人物的校长赵宗浚，被作者描写得极为详细。他毕业于大夏大学，很有策略地把自家住宅与学校合而为一，守家在地进退得宜。汪曾祺在行文中对赵宗浚毕业大夏大学而从事教育事业表达了一定的困惑，引发我对大夏大学做了些功课。年，厦门大学多名师生从原校脱离，另行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这所学校被认为是最早的教育学院，且对学生开展通识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归并进华东师范大学。除了再次证明上海是中国近代教育重镇之外，也说明赵宗浚极有可能就是教育类专业出身，不选择其他职业而开办学校就极为自然。
在小说中，这位校长全方位掌管学校乃至一应收支；每天早上习惯看《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和隔夜的《大晚报》；看完报纸，就用小工具修理一些从拍卖行、旧货店搜罗而来的，不费什么钱又没很大用处的，带八音盒的小座钟之类的小玩意；如有电话，则先用上海话接听，稍后再用普通话斡旋应对；从大学时参演话剧到工作后偶尔客串话剧，并与上海影剧界不少人保持联系；对待教员很是“上路”，常常请客吃饭，在星期天还拉大家出去游玩；保持单身但前任演员女友遇到生活困难，他也能网开一面施以援手；不过35岁却开始发胖，注意节食并注意锻炼，虽然收效甚微。透过这位校长的生活轨迹和日常细节，我们能读出20世纪40年代上海城市的入世务实职业观念相当分明、上海报业出版业很是发达、私人收藏蔚然成风，同时还能读出话剧在上海的盛行，并感受到文学界演艺界在上海的汇聚。而赵宗浚的职业经营、待人接物、兴趣爱好、情感生活恰如作者归纳，“他很精明，但并不俗气”。要在年至年之间动荡不安且又畸形繁荣的上海，保持这份看上去相当闲适有情有趣的生活，是需要极为高超的生存智慧的。
紧随其后的是实力派人物教导主任沈裕藻，一人包揽三个班级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课程。他是赵校长的同学，同样毕业于大夏大学，这也再次说明这所学校以教育专业为本，并能贯彻“通识教育”，故而可以培养出可以贯通施教的老师。对应其工作量，沈裕藻拿着超出两个老师的薪水，并独享学校提供的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工宿舍。固然有同学情分，也需要真才实学，要有切实付出才能得到相应所得，由此可见上海的规则意识。职业稳定体面，收入可观，住行无忧，让这位沈主任可以吃得考究。作者写道：沈裕藻每天的午饭都是由家里烹饪的红烧肉、煎带鱼、荷包蛋、香肠……食材实打实，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和海派简易西餐缩影其中。此外他偏好颇为艳俗的方块小报，热衷追读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水平不高却嗜拉胡琴、结识京剧票友以过戏瘾。凡此种种，将上海人对日常饮食的投入、上海滩小报文化的流行、现代武侠小说在上海的兴起、上海作为京剧大码头的民众基础，在这样一位类似理工科直男的中学教导主任身上加以综合体现。
因为有把很好的凤眼竹胡琴，沈裕藻通过同学李文鑫，认识了不少有名的票友。李文鑫虽不是中学职员，却也是大夏大学毕业。毕业后并无正式职业，仰仗家里开旅馆，在家当“小开”，大部分时间花在听唱片，拉胡琴上，成为上海专拉程派的知名琴票。他还另辟蹊径，将一个落魄在自家旅馆里的流浪汉调教成弹月琴的搭档。在李文鑫的刻意苦教之下，这名流浪汉闷头苦练，居然成了上海滩票界数一数二的月琴师。李文鑫就养着他，带着他到处“走票”，很受欢迎。李文鑫有时会带几名票友来看沈裕藻，大都是星期天，因为这所学校有一间会议室，正好吊嗓子清唱。在这里延伸出了并非学校教职员的支线人物李文鑫、流浪汉月琴师、包括古森柏和包华在内的若干京剧票友。在对这些人物的叙述中，当时混迹于上海南市、十六铺一带老式旅馆的各色人等，众多中产阶级人士以玩票来显示身份与实力的上海滩京剧票友文化，都在小说中得以接近历史真实地细节性再现。作者还给予了流浪汉月琴师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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